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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5 年，被捕后的抗日志士余清芳，此时的他被日军折磨得形容枯槁，脚戴沉重锁链，虚弱得无法站立。
1914年前后，余清芳已在台南山区一带活动多年。余清芳以法师身份行走乡间，替人祈福、治病，逐渐积累了人望。
参与其中的还有江定、罗俊等人，这些人分布在不同村落，通过宗教形式联系信众。日本总督府的档案提到，这些组织往往以“坛口”形式存在，成员之间用仪式确认身份。
那几年，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将近二十年。土地调查和税收制度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秩序，很多佃农负担加重。
余清芳曾在地方上见到不少因地权纠纷而破产的农民，这些事情不断累积，使得不满情绪逐渐扩大。余清芳开始在宗教活动中加入新的说法，提到“恢复旧有秩序”“驱逐外来统治”。
1915年7月，事情突然爆发。地点在台南噍吧哖一带。起初是针对警察驻所的袭击，随后扩大到周边地区。参与者多为农民，也有一些地方组织成员。
武器并不统一，大多是刀具和土制枪支。日本方面很快调集兵力镇压，使用的是正规军装备。几周内，局势发生明显变化，起义军逐渐失去优势。
镇压之后的清理更为严厉。日本当局展开大规模逮捕，据统计，被起诉人数接近两千人。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，判决结果陆续公布，其中被判死刑的人数达到数百。
余清芳被认定为核心组织者，被单独重点审讯。日本方面试图通过此案彻底清理类似组织，这一点从后续政策变化中可以看出。
回到审讯室。有人提出，只要配合调查，可以考虑从轻处理。余清芳没有立即回应，只是缓慢地坐直身体。余清芳清楚，日本方面已经掌握部分情况，但还没有完全掌握全部网络。
如果此时松口，很多人都会被牵连。余清芳曾在组织中强调过一条规则：各地联系尽量分散，以防一处失守牵连全局。
有记录显示，余清芳在被捕前藏身于台南山区，是因为内部有人泄露行踪。这个细节在多份资料中都有提及。
余清芳被带回后，审讯持续进行。外界并不清楚具体细节，但从后来公布的判决可以推测，日本方面已经整理出较完整的参与名单。
在押解过程中，余清芳曾被带往台南市区。沿途有人远远观望，也有人低声议论。这种场景在当时并不少见。
后来的一段时间，日本政府开始调整治理方式。1919年前后，提出“内地延长主义”，在教育和行政方面进行改动。
这种变化与1915年的事件有一定关联。武装对抗逐渐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社会运动形式，例如1921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。余清芳在牢中等待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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